美国人一直在辩论其教育制度的质量和方向，但近年来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最好地衡量并提高学业成就。与其他国家学生的比较也使有关教育方法和效果的辩论更加尖锐，特别是当数据显示出美国学校在科学及数学科目上落在后面的时候。
渐进式改革
早期的改革者试图建立统一的学术标准、培训教师或以办学效率为名合并学校。换言之，他们试图把教育改造成一个专业领域。这些努力在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初期的“进步主义运动”(Progressive Movement)中达到高潮，当时约翰·杜威(John Dewey)等教育家呼吁对学校的教授内容和运作方式进行根本的改革。杜威和他的支持者敦促给予教师更大的课堂自主性、强调从实践中学习而非死记硬背，并要求学生进行独立思考。
但杜威“以孩童为中心”的方法几乎立即遭到反对者的质疑，后者更注重利用新的社会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并将学生按照未来升大学或从事体力劳动的发展方向划分。进步主义教育法还广泛地受到误解，它对儿童需求的重视被说成是缺乏学术标准。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对新的或进步主义教学模式的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重又抬头，关于教授儿童语言技能的最有效方法的辩论引出了《为什么约翰尼不会读》(Why Johnny Can’t Read)等故事。(20年后，类似的辩论又不可避免地引出了《为什么约翰尼不会写》(Why Johnny Can’t Write)的故事。)
1957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Sputnik)人造卫星，触发了类似的忧虑并使科学和数学在冷战(Cold War)时期及美苏太空竞赛期间备受重视。
1983年，一份题为《国家处于危机之中》(A Nation at Risk)的有巨大影响力的报告，断言学术标准的下降危及美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中的地位，并呼吁对教育投入更多的资源并提高教育水平。
对于该篇报告的回应包括从延长学时和学年长度，到把重点更多地放在核心学科上。但报告得出的结论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史学家卡尔·凯索（Carl Kaestle）在《学校》一书中反驳道：“不但大幅下滑并非事实，而且事实是我们现在所教育的人口比例要比20世纪50年代高出许多。”
特许学校和竞争
最近的许多学校改革力图为公立学校系统引入更大的竞争。例如，特许学校是独立运作的公立学校，必须达到传统公立学校的学术标准和法律要求，但却没有传统公立学校的繁文缛节及规章的限制。
目前，美国约有2,000所特许学校。
应对有关学术标准及国际竞争的关切的另一项措施是在企业和学校之间建立同盟。在某些情况下，学区努力模仿公司模式的效率和结构，即建立可衡量的标准和目标并要求行政人员和教师对效果负责。
在推行责任制的过程中，许多州已通过法律允许关闭教学水平低或办学失败的公立学校。遇到这种仍属罕见的情况时，学校可以选用新的人员和教师来重组，也可以转型为特许学校。住在办学失败的学校附近的家庭，经常得到让子女转到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的机会。
事实证明，教育券是一项争议很大的创新措施。教育券计划允许家长让子女离开办学失败或不合标准的公立学校，并可获得公款补助，支付私立学校的全部或部分学费，金额通常根据社区内每位学生的花费而定。其宗旨是，如果学校必须竞争生源，他们便会改进教学。不过，围绕使用税款来资助私立或宗教学校的争论一直都很激烈，全面推行教育券的社区屈指可数。
私有化
据估计，私营营利公司现在运营着全国10%的公立特许学校，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992年创办的爱迪生学校(Edison Schools)，它在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运营特许学校，并与现有的公立学校合作提供“课业学院”(academic academy)及其他服务。
传统的公立学校专职人员组织，如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反对私有化，指出私营公司的盈利需要与学生的需求之间存在本质上的矛盾。而爱迪生等公司则反驳称，竞争有助于改进公立和私有化学校，从而可以让“顾客”——学生——获益，如同在任何其他市场一样。
双方均引用外部的研究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公立学校的支持者引用20世纪90年代的报告说明爱迪生学校的学生并没有实质性的优势，或是爱迪生学校只公布了于己有利的数据。而在另一方面，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2000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爱迪生学校的学生的成就达到或超过了类似的公立学校的学生”。
高中的重新规划
另一项由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主导的改革运动采取了极为不同的方式来推动教育改革，即对高中本身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微软公司(Microsoft)创始人
比尔•盖茨表示：“我们的高中是50年前为满足另一个时代的需求而设计的。”
在过去五年中，该基金会资助了绩效佳的模范学校，这些学校“让所有学生研修高难度课程。他们提供与学生的生活及理想相关的课程，并增强学生和成年人之间的关系”。
盖茨推动重新规划的努力还强调少而精的理念。基金会的一份报告说：“当其他条件均等时，小型高中的学生比大型高中的学生考试成绩更好、完成的课程更多，而且升入大学的人次更多。此外，这些成果在低收入学生和有色人种学生中看来最显著。”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自从1965年的《中小学教育法》颁行以来，有关联邦政府在教育领域的作用的最大变革是布什(Bush)政府2001年出台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No Child Left Behind)。
该法要求各州为不同年级设定教育标准，并采取措施来提高不达标学生的成绩。
该法要求各州为三至八年级学生在阅读及数学科目上设定用标准化考试考核的学习目标。上述及其他一些教学水平的问责标准都被收录到全州的年度报告单中。
虽然州和地方学校系统在提升成绩水平上有相当的弹性，但法律允许可以最终将学生和资金从办学失败的学校转走。父母可将在办学失败的学校就读的子女转到其他公立学校或特许学校。他们还有资格获得辅导及其他特殊服务。
根据美国教育委员会(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200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引发了从大力支持到怀疑到坚决反对等不同的反应。
支持者认为在全国将标准、考试及问责制度化对于建立及维持能够在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中获得成功的高质量学校必不可少。
美国教师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eachers)和全美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等其他团体对在学生背景、收入及英语能力极其不同的情况下，这项法律如何区分有成效和无成效的学校提出强烈质疑。家长指出一些学校牺牲艺术课程或其他课外活动以进行“应试教学”，避免被指认为办学失败的学校。
2005年全美年度最佳教师(National Teacher of the Year)詹森·卡姆拉斯(Jason Kamras)表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的最大优势在于将对美国每一个孩子的高度期望制度化。”
从长远来看，如何平衡美国教育中的包容性与优质性这两项要求将是一个长期争论的话题，《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只不过是其中的最新篇章。
（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美国教育简述》（USA Education In Brief）编辑整理）